1月15日，应北京大学之邀，国防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许志功教授一行，由国防大学副政委赵可铭带队，与该校学子进行了座谈。交流活动由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刘宇辉主持，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
这是党的忠诚理论战士与跨世纪青年一代心与心的一次交流；这是两代人围绕科学理论与现代意识面对面的一次研讨……
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李骅：作为北大学生，我们十分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许教授，您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列主义能否结合？如何结合？
许志功：这个问题在座的杨河老师是专家啊！我先谈谈看法，大家一起来研究。我记得马克思曾经讲过：越是民族的东西，就越是世界的东西。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的，但同时也是世界的。比方说佛教，它就是外来的。但是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变成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方说孔子，他是中国的，但儒学世界上好多国家都信、都用。孔子去世两千多年了，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还纪念他。世界性的孔学讨论会已经开过很多次了。再比方说我们的《孙子兵法》，它是中国的，但它被世界上很多国家所采用，就拿美国来说，它的许多士兵也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同样，马克思主义是德国的、西方的，但它也不单单是德国的、西方的，而是属于世界的。在这千年之交，世界上好多国家的人们都把马克思评为千年人物的第一名，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世界性，这就决定了两者是可以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和中国文化相结合，而且必须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只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气魄，具有中国风格，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在中国发挥巨大威力。
那么，马克思主义和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切入点在哪里呢？那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当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以中国革命事业为中心，实现了两者的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实现了两者的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是我们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如果不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搞纯理论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难结合的。
法学院本科生徐晴：许教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少人越来越关心现实的、物质的东西，而对理论学习尤其是政治理论学习不太感兴趣，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许志功：这个问题我想从两方面加以分析。首先应该看到，人们关心现实的物质的东西确有它合理的一面。马克思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人们必须首先穿衣吃饭，然后才能从事文化和政治的事业。马克思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人类历史区分为三个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个体自由发展阶段。我们现在处在什么阶段呢？我觉得还仅仅处在人对人的依赖阶段向人对物的依赖阶段的转化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关心现实的物质的东西，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一种进步。
但是，问题也还有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关注现实的物质的东西就否定了人的精神，这种态度未必可取。因为人不能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精神生活。人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层次就是理论生活。黑格尔有句名言：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用概念把头脑充实起来。当然，一些人对理论学习冷淡，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埋怨，事实上这里有着很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比如，我们曾经犯过“左”的错误，理论严重脱离了现实。比如我们正处在转轨时期，难免出现漏洞和发生消极腐败现象，使一些人心理失去平衡……总之，要分析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尽管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理论思维是不行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时代的高峰，站在时代的前列，它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座的同学都是祖国的未来，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着想。要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就要努力地掌握理论，在提高自己业务能力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思维能力。我想这既是在座各位同学的志向，也是同学们对国家对民族所应承担的责任。
本科生王征宇：当代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请问许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现在务实的青年是否还应该树立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
许志功：应该承认，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以往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事实。应该怎样看待这一变化呢？我认为这种变化是有两重性的。总体上看有它积极的一面。因为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较之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生活变了，人们的“三观”不可能不变。现在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要求而且赋予人们自立意识、竞争意识以及民主法制意识等。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说，当前人们“三观”的变化确实包含着积极的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人们的“三观”变化中确也存在着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方面，比如，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等。
在“三观”变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是否应该统统抛弃呢？我想是不能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比方说集体主义观念、团结协作的观念、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以及具有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等等，都是非常科学而重要的，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坚持的。尤其在当今国际国内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一定要把传统价值观中这些好的东西继承下来，这与青年一代的务实并不矛盾。青年一代是应该而且是能够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应该而且能够树立起坚定的信念、远大的理想，事实上，务实本身也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这两者是统一的。现在的青年一代是充满希望的，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一代。
法学院本科生胡爽：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日趋严重，虽然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但离共同富裕还相差很远。请问许教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许志功：我想这是一个几乎人人都在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有这么两组数字：一是我国城镇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之比，在1990年时还只有4．2倍，而到了1998年，这个差距就扩大到9．6倍了；二是1998年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52．3％，而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收入却只占5．5％。这些数字的准确性虽然还可以研究，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收入分配确实存在着必须重视解决的问题。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不成功呢？我看不能这么认为。应当说，这20多年来我们分配制度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因为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是对过去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否定，它有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如果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还实行平均主义，我们能创造“连续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的奇迹吗？显然不能。同时，我们收入差距的拉开，也是建立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基础上的。目前，我国收入差距的拉大，是一种富裕程度的区别，是先富与后富的区别。这种在经济转轨时期产生的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分配政策本身造成的。
尽管如此，如果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也会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和国家非常重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就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到了十五大，又更加明确提出了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的五项原则，这就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持改革，我们是一定能够把分配关系处理好的。初次分配，更多的拉开差距，引导人们不断地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把“蛋糕”做大；再次分配，更多地强调公平，加大税收力度，使收入分配趋向合理，把“蛋糕”切好。只要我们认真地这样做了，分配政策的前景一定是美好的。
政治系本科生史善峰：许教授，请你谈谈民主与效率、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好吗？
许志功：我注意到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超前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把眼界放宽来加以比较。前苏联当年的改革是怎么样的？它是先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但是实践证明它是不成功的。不知同学们注意了没有，戈尔巴乔夫将下台的时候，一个记者采访了他：“戈尔巴乔夫先生，在你即将卸任的时候，谈谈你的感想好吗？”戈尔巴乔夫说：“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使伟大的苏联公民丢掉了伟大的苏联国籍。”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改革观的错位是根本的。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先从经济体制改革着手，然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想正因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较稳，既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又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因而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电子系本科生李强：请问许教授，理工科学生要不要学哲学，如何学好哲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特殊意义？
许志功：这个问题，使我联想到爱因斯坦临终前写的一份遗书，题目叫《致五千年后人类的信》。信的内容是什么没有公开，于是有人就《模拟爱因斯坦的遗书》：“你这普罗米修斯一族，只顾得从我这里窃取火种给人类，为什么不去想一想、看一看人获取火之后，都干了些什么？别的账你都可以赖掉，有一笔账你必须认下：投在长崎、广岛的那两颗原子弹，就是你主持设计、制造的！这场火，放火的是人，烧死的也是人！死神也会问：你只顾提供人类战胜自然的智能、手段，为什么在人类有了这些本事之后，被我收容的人却越来越多？”这说明，“只关心世界的物质秩序不行，必须关心人类的活动的秩序。”我们说，自然科学解决的是世界的物质秩序问题，社会科学解决的是人类的活动的秩序问题。一个社会要协调发展，既不能没有自然科学，也不能没有社会科学。所以搞自然科学的不要轻视搞社会科学的，搞社会科学的也不要轻视搞自然科学的。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引申一下：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科学为谁服务是有阶级性的。我想我们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发展科学不管它国界不国界，凡是高科技的东西、符合规律的东西，我们都要吸收，都要借鉴，都要掌握。但是掌握了这些为谁服务呢，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我们国家的青年学子，同学们努力拼搏，但拼搏出来的科学成果要为我们的祖国服务，要为我们的人民造福。要解决前者就要好好学习科学，而要解决后者就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要解决前者还有一个思想方法问题，而科学的思想方法同样也需要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给你提供。任何科学都是从世界的一个侧面来研究世界的，而哲学则是从世界的整体来研究世界的，局部和整体是不可分的，要更深入地研究局部必须把握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搞哪门自然科学，都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社会科学理论。
中文系本科生杨俊峰：许教授，现在同学中有这么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精彩的认识论、辩证法理论，但对人的研究却不够，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人学理论。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好吗？
许志功：你一边说，我一边想，不一定想的全面，咱们共同研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人学理论，我不同意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目中无人的”。讲人学，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人。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什么是人？人在本质上说来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认为这句名言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为人下一个完满无缺的定义，而在于为我们如何认识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认识人，就是要认识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改造人，就是要改造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离开了对人的社会关系的认识和改造，所谓认识和改造人，就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我想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关键。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具体内容，当然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地吸取其他理论的合理成分，要不断地研究和回答新的时代提出的新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宗教系本科生成果：我们说科学是同迷信邪说根本对立的，现代科学已相当发展，却仍旧有不少人包括个别的科学家还相信“法轮功”之类的邪教。请问许教授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许志功：科学家成为迷信邪说的俘虏毕竟是少数，历史上确有这样的事发生。19世纪功勋卓著的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曾经与达尔文同时提出了物种进化的“自然选择”理论，但却由于醉心于“神灵世界”问题，而变成一名“降神术”的虔诚拥护者。牛顿是近代科学最为辉煌的巨星，但却由于相信“神的第一推动力”而转向神学。20世纪著名的现代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曾最先观察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但却由于相信“热寂论”而提出“宇宙末日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五岛勉，是一位著名的火箭专家，但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注释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大力宣扬1999人类大劫难。
科学是同迷信邪说根本对立的，科学家拥有科学知识，为什么还有少数科学家相信迷信邪说呢？我想这除了有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外，还与这些科学家自身的原因有关。首先是知识结构的局限性。科学家在他所研究的领域之内无疑是专家学者，不易被歪理邪说所欺骗。但是，一旦超出他的研究领域，对于他不知或知之不多的东西，他就有可能上当受骗。其次是缺乏科学的思维方法。在科学的思维方法中，重要的是唯物辩证法。如果一个科学家不能自觉地进行辩证思维，那么他就不能很好地处理部分与整体、已知与未知的关系。当他面对一些自己不熟知的问题，而又仅仅从经验出发时，就往往难以辨别真伪，就可能上当受骗。再次是缺乏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的实质，但是一个拥有科学知识的人不一定具有科学精神，而没有科学精神，科学家也是会上当受骗的。
科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发扬科学精神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一个科学家，不仅要具有科学知识，而且更应该具有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只有这样才能够自觉抵制各种歪理邪说。
北京大学马列学院党委书记杨河教授：听了许志功教授的发言，非常受启发。给我启发比较深的一点是我们应该怎么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许教授刚才在解答同学们的提问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精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解要完整准确。我们以往在马克思主义教学中几个部分都讲到了，但这几个部分的内在联系，从整体上怎么把握，并把它教给学生，我觉得是很不够的。许教授在发言中能够从各个方面回答学生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一个整体，是各部分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是实践。许教授把以我们当前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切入点，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讲结合，我们不能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从一个逻辑到另一个逻辑的推导上。
第二点启示，就是许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明实际问题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刚才许教授对各位同学提问的回答，不回避矛盾，充满了唯物论、辩证法，非常生动，我们要学习这种讲课方法和授课艺术。我们在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怎么解决？我想许教授这个发言，对我们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
第三点启示，就是许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值得我们学习。从许教授回答同学们的问题中大家体会到，他本人非常热爱这个事业，他是有这种献身精神的。这种献身精神体现在回答所有问题时，他不是像某些人站在局外，而是站在局内来讲问题，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工作者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体现出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执著信念。
北大党委副书记赵存生：杨河同志说的也就是我想说的。许教授的发言确确实实使我感到耳目一新。他的教学模式要在我们北大马克思主义教学中加以推广。我们要安排时间请许教授给我们的老师进行介绍，以推进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原载1月24日《解放军报》）
